作者提出系统性变化包含三种类型：试验、重新设计和优化。通过对每种变化的特点及其所需的资金支持方式的梳理，说明金融体系及其结构和流程的转型是解决当今众多危机的关键动力，因此针对系统性变化的融资必须作为一个系统来发展。

  “系统性变化”慢慢的变成了那些认真应对多重社会、环境、经济和治理危机的人们广泛关注的话题。尽管这个词无处不在，但它通常被非常宽泛地应用于许多不同的事物。有时，它指的是对旧系统的改变，但也可能用来描述对先前的系统性变化的扩展，尽管此类扩展已被新方法所取代。以多元视角看待系统性变化是有价值的，但不同含义的混杂可能会引起问题的复杂化，形成低效的投资策略，甚至进一步加剧融资中的深层问题。

  我们认为，系统性变化能最佳地被理解为包含三种不一样的变化：试验、重新设计和优化。明确这些相互关联的变化模式，有助于区分在不同过程中发生的具体变化。“试验”指的是目标和价值观的改变，并重新定义可能性；“重新设计”意味着规则和流程的改变，以创造具有支持性的环境；“优化”则意味着尽可能广泛地推广变化的实施。每种变化模式需要不同的资金支持方式：试验阶段通常由新兴和非传统型资助方支持，系统重新设计阶段需要现有资助方在融资行为和产品上做出调整，而在系统优化阶段，非传统型融资和调整后的融资产品都需要扩大规模。

  在潜在转型的初期，会出现全新的、具有颠覆性的活动或实践，需要广泛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或文化变化才能实现大范围的应用。无论引领这项活动的人有没有转型的意图，只要该创新要求“打开”传统系统的假设、价值观和基本目标，它便具有转型性。在此阶段，通常也会出现替代性的转型模式。例如，在个人自驱动交通工具发明时，蒸汽和电力技术曾与燃气动力技术竞争，而在清洁能源转型中，风能和太阳能只是众多技术中的两种。

  在识别出潜在的可行原型后，转型创新需要在支持性环境中得以实施，以促进其广泛应用。这是“领域发展”阶段，包括建立新的政策框架，以及支持该转型创新实践的组织和物理结构。当新的支持性环境破环了原有的稳定时，人们的习惯、偏好、结构和普遍实践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

  例如，普及机动车辆需要新的法律和法规，以及对道路设计和相关基础设施进行一系列创新，如建立汽车协会和维修网点。同样，能源转型需要投资建设新的输电线路、充电站，以及通过新的法律和法规，如通过立法支持通过太阳能板发电的家庭出售多余电力。

  在这个阶段，当出现不同选择时，价值观能够给大家提供前进的方向。例如，1991年德国的能源转型框架强调了韧性、去中心化和更广泛的经济利益分配的价值观，促使对在住宅安装太阳能板和在农场安装风力涡轮机的重视。这一转型也对传统能源行业造成了巨大冲击。德国最大的公用事业供应商E.ON彻底转向聚焦清洁能源，放弃了传统的煤炭和核能业务，合作社结构的重要性提升，西门子则剥离了其与燃气轮机业务相关的部门。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在清洁能源规划中从未引入价值观的转变，只是沿用了传统的企业交付模式，导致人们把重点放在大型太阳能和风力涡轮机的集中式设施建设上，这种脆弱的集中结构使经济利益依然停留在传统财富拥有者的手中。

  大多数投资方的努力都集中在尽可能广泛地推广和扩大变化上，具体活动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首先，是创新的广泛应用（在清洁能源转型中，这一阶段对应于电动汽车的广泛使用，以及通过新建发电设施和改良输电设备获得清洁能源）；第二，是渐进式改进，例如对电池的持续优化以扩大其储存容量，从而提升创新的效率。

  这一领域侧重于系统优化，而非系统重新设计或转型。由于私人投资者关注的是投资回报，他们往往依赖市场结构和相关制度。他们要量化风险与影响力，以符合其当前的商业模式（和短期投资预期），这通常意味着他们倾向于支持已经证明有效的技术/解决方案，满足合规要求，且定价风险（编者注：定价风险是指企业为产品所制定的价格不当导致市场之间的竞争加剧，或用户利益受损，或企业利润受损的状态）适度。该群体代表了扩大生产所需的最大可用资金量（例如，电池生产中的大量投资），不仅包括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投资者，还包括商业（机构）投资者和主流银行。

  来自公共部门的资本在支持系统试验和系统重新设计中起着关键作用，因为该投资群体主要依赖社会投资回报率作为其关键指标。因此，正如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在过去十年中所主张的那样，政府可以为系统重新设计播下最初的种子，通过资助合作研发和示范，支持连接各方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并通过以任务为导向的投资来补充新结构（政策）的创建。例如，德国国家投资银行为“首创”的商业项目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

  由高净值个人出资建立的基金会和慈善机构仅关注社会投资回报，并与其（多样化的）使命和行业知识相一致。因此，他们能够在系统试验的早期阶段，尤其是在影响力投资等新兴的细致划分领域中担任专业的投资者。他们的试验需要整合在一起，以挑战金融领域的现有范式和/或显著的影响资源或能量流动的制度。

  一种形式的系统性变化以螺旋式的转型过程建立在另一种变化之上。石油和天然气作为燃料的发现刺激了创新，这些创新经历了三种类型的变化：开发提取与动力技术（系统试验）；制定法规，建设新的生产网络和能力（系统重新设计）；以及供暖、燃气动力汽车和电力生产（系统优化）。在清洁能源技术创新中，我们也看到了相同的过程，清洁技术的识别（系统试验）；制定新法规、输电网络，以及发展技能（系统重新设计）；商用电动汽车生产和热泵的优化。

  “系统性变化能‘渐进’发生吗？”这个常见的问题其实就是关于系统优化阶段的。像清洁能源这样的新技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被广泛采用，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并且随着新技术的采用，新技术本身也在逐步改进。不过，旧技术也在一起进行渐进式改进：以能源为例，这包括水力压裂、燃料效率和碳捕集等技术的改进。

  系统性变化的投资者和资助者需要问自己，是否在从根本上而非表面上追求社会和生态目标。例如，从短期来看，关注碳燃料的能源效率确实有积极贡献，但这并不构成对系统性变化的投入；相反，它只是优化了旧有系统，并延长其生命周期。许多声称支持系统性变化的投资也存在类似情况，但事实上，它们只是带来了略有不同的三重底线影响力。系统性变化创新通过打破主导权力关系的惯性，为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如可持续性）注入了活力。

  区分不一样的变化有助于使适当的战略、工具、活动和目标与特定的变化类型保持一致。例如，系统试验不能通过关键绩效指标（KPI）为依据或指导，因为这是更适用于系统优化的评估框架。其他评估方法，如基于原则的评估和形成性评估，更适用于系统试验。

  当德国最初着手能源转型时，他们意识到这为经济系统的转型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公平、增强韧性和去中心化。同样，单纯地关注增加食品产量的做法忽视了重新设计的可能性，包括在更多的本地农场上种植更多本地作物，以减少能源运输成本、环境影响、财富集中和所有者缺席等问题。系统性投资方法反映了对系统相互关联的理解，并关注多个系统所需要的变化，旨在应对当今复杂、大规模的挑战和机遇。

  资助者和投资者往往不愿意认真审视自己的做法、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是怎么样产生惯性的，而这种惯性正是当今许多危机的根源。尽管人们对基金会的政策、结构和流程如何抑制系统性变化提出了广泛的批评，但基金会在自身转型方面的速度极为迟缓。同样，私营部门的高净值个人持续关注在短期和中期内增加自己的财富，也加剧了经济不平等等负外部效应。系统性变化不仅仅是一个财务分配的问题，它需要个人和组织的变化，以及与许多文化经济规范对抗的勇气。

  政府和慈善投资者有充分的理由质疑混合资本安排是否只是在补贴传统投资者。中国在能源转型方面取得了特别大的成功，得益于政府在系统试验和系统重新设计上的大规模支持和投资，但西方由于过度关注市场和消费，导致系统试验和系统重新设计类型的变化缺乏资金支持。市场只有在出现大规模补贴和/或相对短期、简单且低风险的物理技术（如计算机有关技术）的情况下，才会投资于这些类型的系统性变化。当然，一种方法是对旧系统在系统优化后所获利润提高征税率，并将所得款项用于系统性变化和重新设计。另一种方法是与资本建立新的社会契约，以降低对回报的预期。

  从融资的角度来看，传统的融资方式已无法应对前两种变化（系统试验和系统重新设计）的规模。现有的投资结构不足以满足这一阶段的需求，进而引发了推动金融体系改变的呼吁，要求其超越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以及影响力投资方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近的一份报告说明“金融体系的调整是实现所需变化的关键动力”，而COP27主席也呼吁“针对金融体系及其结构和流程进行转型”。

  针对系统性变化的融资必须作为一个系统来发展，以支持三种类型的变化，并在规模和便捷性上满足应对当今多重且前所未有的危机的需求。这需要对不一样变化的特点和需求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并且需要所有资金提供方——慈善、政府和私营部门——为实现这一变化做出更进一步的承诺。简而言之，这要求我们采取系统性变化的办法来进行融资。

  弗里德曼·波尔津是乌特勒支大学经济学院、可持续金融实验室（SFL）和欧洲替代金融中心（ECAF）的副教授。

  作者感谢来自资本转型行动（TransCap Initiative）的多米尼克·霍夫施泰特（Dominic Hofstetter）和约翰·肖特（Johan Schot）（乌特勒支大学全球挑战中心全球比较历史与可持续转型专业）的评论，这些评论已被整合进本文。